文/朱安平

与新中国同年诞生的《中华女儿》，是我党直接领导建立的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于创办之初拍摄的。它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东北的“八女投江”壮举，再现了八位抗联女战士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与日军血战到底决不屈服，最后集体殉国的英雄业绩。初涉人民电影事业的艺术家，满怀虔诚地将她们的动人事迹搬上银幕，使之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的影片。影片生活气息浓厚，表演朴素真实，情节激动人心，有颇强的艺术感染力量，曾在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自由斗争奖”。

“夺下这个碉堡来”

《中华女儿》的诞生，源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8年11月发出的《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这一实际成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纲领的文件，是对创建伊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计划的批复，对电影创作等提出了明确的思想和方针，关于题材范围要求“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正在积极筹划故事片生产的东影，根据指示加紧相关剧本组织和拍摄工作，积极调遣人员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进行“写工农兵”的创作，其中“兵”即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长达14年艰苦斗争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曾是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冯仲云，向东影建议“抗联事迹很英勇，很值得用电影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创作任务，交给了刚刚完成东影第一部故事片《桥》剧本的于敏和新近随东北文工团调入东影的颜一烟，二人后来分别成为《赵一曼》与《中华女儿》的编剧。

对于从事电影剧本创作，颜一烟感到大为意外。抗战开始即投身进步文艺工作的她，曾参加过宣传抗日救亡影片的拍摄，但从未做过编剧。她找到时任东影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长的陈波儿，说：“做编剧，我的条件不够，我过去演过话剧，还演过一部电影，我很愿意演戏，叫我做演员吧！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一段时期，熟悉了电影之后，再做编剧吧！”陈波儿严肃而又耐心地对她说：“党分配我们做一项工作，不是问我们做过没做过，而是要问今天人民需要不需要。谁是天生的作家呢？当然，能够事先好好学习学习再做是最好的了，可是今天党需要我们立刻把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建起来，人民、国家需要我们很快地制作出我们的故事片。是的，我们现有的几个编剧，都是新手，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会有许多困难的！然而，共产党员是永远不会向困难低头的！我们要用坚强的党性，克服种种困难，努力完成人民、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这个光荣任务！”当陈波儿恳切地激励她说：“这是一场争夺阵地的政治仗，党现在命令你去冲锋陷阵，你是共产党员，对于党给的这个重大任务，你该采取什么态度呢？”颜一烟坚毅地作出回答：“一定努力完成党给我的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中华儿女》编剧颜一烟。

随后，颜一烟立即赶赴东北各地搜集抗联材料，历时五个多月，先后到过齐齐哈尔、克山、北安、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牡丹江、安东等十多个城市，访问了一百多位参加过抗联的同志，从李延禄、冯仲云、周保中、陈雷、张瑞麟等领导人到普通战士。还特地钻过密林，体验抗联在林海雪原里的游击战斗生活。东北抗联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从长白山麓到松花江畔，这支钢铁般人民武装爬冰卧雪、浴血苦战，其环境之艰苦、斗争之残酷、牺牲之壮烈，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罕有，涌现了许许多多气壮山河、光彩照人的英雄事迹。颜一烟曾由衷感喟：“在几个月的采访过程中，我逐渐完全忘记了我是在为写剧本搜集材料，而是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在上党课！”

在采访过程中，令颜一烟最为受到触动并产生强烈创作冲动的，是在人民群众中口口相传的“八女投江”的故事，她们是抗联第五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1938年10月下旬，抗联第五军第1师的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在征途中被乌斯浑河挡住去路，陷入1000多名日伪军的包围之中。为掩护部队突围，八名女战士果断从背后袭击敌人，牵制吸引日军火力。敌人以为中了埋伏，慌忙调转方向还击，我大部队乘机突出包围圈。她们背水作战直至弹尽，誓死不屈，最后砸毁枪支，毅然跳入滚滚洪流，写下以身殉国的瑰丽篇章，其中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

因八位女英雄都是普通指战员，加之又在战时牺牲，颜一烟在采访中未能获得有关她们生平的详尽材料，连全部姓名都不很清楚，只简单听说其中的冷云以前是佳木斯的小学教员，做过地下工作，与丈夫一起到了抗联，胡秀芝打仗很英勇，再就是八人中有两位是朝鲜人，一位姓安。后来创作剧本时，她们的身世及表现都是根据所搜集的抗联众多素材加以概括构成的，最后“投江”的情节则是完全真实的。初稿写出后，颜一烟曾送请当年抗联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审查，特别问及“关于八位女烈士的生前事迹，实在访问不到更多的材料，我这样描述，可以不可以？”冯仲云非常肯定地表示：“当然可以！艺术不是照相。你这样写，虽然对于八位女英雄说来，不完全是真人真事。可是，对于整个抗联说来，就相当真实可信，因为你反映了当时东北抗联的真实。”原来颜一烟为剧本取名叫《抗联的女儿》，长春市委领导审查后提出：“这种精神，这种伟大的气节，是足以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为什么不叫‘中华女儿’呢？” 由此有了正式片名。

颜一烟回顾总结《中华女儿》创作过程曾说：“这个任务，对我来说，确有很大的困难。但是，难道会比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浴血苦战的东北抗联的英雄们更困难吗？我决心向英雄烈士们学习，以冲锋陷阵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夺下这个碉堡来!”

“拍一部有分量的作品”

执导《中华女儿》的任务，交给了曾在解放区文艺界以“拼命三郎”和博才多艺著称的凌子风。凌子风早年在北平、南京专门攻读过美术、雕塑和舞台装置。进入抗日根据地后从事戏剧编导，曾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编导委员长、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副社长，与他人合作拍摄过《八百壮士》等影片。他创造了曾活跃敌后的以乡村自然环境为舞台的富有真实性和战斗性的“田庄剧”演出形式，还雕刻出中国第一枚毛泽东像章，作为延安鲁艺向党的七大献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凌子风年轻时因参加左翼美术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坐过牢，投身革命后又在敌占区当过武工队排长，与日本鬼子真刀实枪交过手，延安保卫战中担任战地摄影队长，拍摄过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作战的著名照片，阅历极为丰富。

◆《中华女儿》导演凌子风。

接受《中华女儿》的拍摄任务后，凌子风首先认真研究了剧本。他认为，剧本给每人写了一段身世，是平均主义的做法，等于没有重心的八幕戏，提出由其来拍，就要对剧本进行修改，八个女战士每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但不可能逐一加以表现，建议选择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着重刻画，把情节集中到这个人身上，并具体设想可选择其中的胡秀芝作为她们的代表。编剧颜一烟起初不同意，后经仔细考量还是表示服从。于是由凌子风直接操刀修改剧本，突出描写了胡秀芝由普通农村妇女成为自觉革命战士的经历，她在丈夫惨遭日寇烧死后，满怀国恨家仇毅然参加抗联，经过艰苦战斗锻炼考验，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凌子风为她设计了剪去象征“封建疙瘩”的旧式发髻、第一次行军礼手心向外等诸多细节和在攻打敌人据点楼山镇进攻中不幸负伤、强忍剧痛追赶返回连队等重要情节，以展示其一步步成长过程，使之形象更为具体、丰满、生动，并以此为线索串连起指导员冷云、朝鲜族安大姐等其他女战士，让她们一起在冰天雪地的丛林中忍饥挨饿、英勇顽强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周旋、战斗，最终寡不敌众视死如归，从而成功塑造出一群为国家和民族勇于献身的中华女儿的光辉形象。

进入实际拍摄，凌子风的拼命精神与艺术功力更是得到充分发挥。本着陈波儿的“提倡从纪录片基础上来发展我们的故事片”精神，凭借对战争生活的熟知和创造“田庄剧”的经验，从《中华女儿》的特定内容出发，凌子风确定以纪实手法和原态风格加以表现，特意率领全体演职员开赴东北镜泊湖地区的原始密林，深入抗联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并完全运用当地实景进行拍摄，就连战斗场面也是真枪实弹，一鼓作气艰辛奋战3个月完成任务。